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现状，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当“新质生产力”成为全社会热词，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把握“后发优势”？日前，马洪基金会举行“问势2024”理事报告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进行演讲。

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深圳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向马洪基金会十年来坚持打造“问势”理事报告会品牌活动表达了敬意，并希望该平台一是继续强化平台的资政、启民功能，在以思想智力产品服务决策的同时，肩负起开启民智、做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向摆渡人的使命，让民众更有智慧、有思想、有文化、有常识逻辑和正常的价值观。

二是赓续平台的专业伦理，“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讲真话”，向社会表达真知和真理，避免误导决策和公众。

三是持续关注深圳的发展，聚焦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探索更多引领性、战略性、具有长期价值的改革，探索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为国家发展创造深圳模式、提供深圳样本。

“我一直认为深圳更根本、更重要的价值是创造模式，为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提供具象化的模式样本。未来的国际竞争更深刻的体现在规则制度竞争，深圳要为扩大开放做压力测试、先行探索，为国家探索出路子来。”高振怀说。

【大咖观点】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

“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可增加需求，国企应带头去做”

樊纲以《克服短期波动，推进长期增长》为题做专题报告，认为当下存在的短期和长期问题。“短期问题”即中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波动、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失速等问题。“我个人比较重视今年新提出的两个政策，一是鼓励大规模更新改造设备和居民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二是今后几年要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不在于发了多少，而在于超长期的概念。”樊纲认为，这些政策看起来微观，但却具有宏观意义。

比如，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其实就是一种增加和扩张需求的办法。

“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是有成本的，需要花钱更新设备，这个时候政府用一些补贴去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就是创造需求。因为买了设备，后续就要买零部件，进而又会带动各种新的需求，就会产生‘乘数效应’，进而带动总需求的扩大。推动居民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也是同理。”樊纲认为，更新改造设备对国企和民企的长久发展而言，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更应该带头去做。

“国有资本作为公共资本，重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增加公共利益，而现在最大的公共品就是宏观经济稳定，要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大量的国企国资，这个时期，哪怕收益低一些，但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也是值得的。”樊纲说。

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樊纲认为，地方债普遍存在“时期错配”和金融债、专项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的“功能错配”两方面问题。长期国债则将有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债务期限延长，也有利于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撑力度。

“长期问题”即生产力的创新发展问题。樊纲说，生产力一般有三个元素：生产技术、生产要素、生产的组织方式。其中，生产技术即技术的进步、知识的增长是最重要的。

“数据如果没有技术，数据就是无用的，只有通过技术、算法、算力，才能把数据变成宝藏。组织结构也非常重要，什么样的技术决定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比如电商、网红带货，也是技术导致了组织结构、企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当下对劳动要素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必须是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否则连操作手册可能都看不懂。”樊纲说。

“不要以为新质生产力就是高新科技，进而忽视传统产业”

对于最近较热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问题，樊纲直言先要防止几个误区。

一是以为新质生产力就是高新科技，而严重忽视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它需要升级改造，可以要求它提升质量、数字化等，但绝不能忽视它。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制造业要利用新技术更好、更快的发展，而不是不要传统产业和制造业。”

二是创新发展不是说就要靠政府集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政府在这方面的首要职能是创造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环境，鼓励企业创新，使企业能够有效运作，并实现盈利。”

三是新型举国体制是指全国统一集中发挥稀缺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各级政府、各地政府都一窝蜂的做国家紧缺的“卡脖子”项目。“为什么要有举国体制？就是这些领域资源稀缺，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把少数的资源加以使用，发挥巨大的效率。而现在的有的情况是，各个地方都去做，结果反而导致稀缺资源进一步碎片化。”樊纲直言，这实际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甚至造成科技烂尾。

四是创新发展，不是所有地区都不顾各地的具体条件，去搞同样的产业。“我们研究院发现，很多地方做的项目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做芯片产业、新能源等。但中国地区差别大，适合于各地发展的产业是不同的，要因地制宜，不能各地都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都去做最先进、最高级的东西。沿海地区像深圳这是必须要发展高精尖的东西，但内陆一些地区可能最好的产业结构是承接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转移。”樊纲说。

“以创新思维面对创新风险，避免过长审批、过度监管”

樊纲认为，当前新质生产力很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AI数字技术，这是在过去几年信息技术发展上的进一步提升，也是当下生产力进步的前沿。但他提醒在充分认识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遇到的新风险同时，也要以创新思维来面对创新风险，避免过长审批、过度监管。

“新产业例如AI、基因技术等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问题，甚至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确实需要监管和认真对待。但也不能因为过度监管、过长审批，导致新技术出现总没有‘出生证’或总不能做试验的问题，这样可能让我们本来先进的东西迟迟不能应用落地，结果被别的国家超越过去，反倒我们变成了落后的。”樊纲直言。

同时，樊纲认为，企业作为新技术的创造者，也要拥抱监管，要多跟监管部门沟通，多参与监管标准的制定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对技术的责任，技术发展越平稳，不产生混乱，技术发展的潜力就更大，可能更能创造价值”。

对于未来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樊纲强调应推进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形成好的创新生态，从而使新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并建议从教育体系、知产保护和科创体系改革三方面着手，注重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领域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持续性作用，促进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制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改革教育体系，一方面要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要发展基础教育，使更多人有志于做基础研究。怎么样才能让更多人经得起实验室做研究的枯燥生活，怎么样让做研究是有追求、好奇心的驱动，而不是金钱、物质驱动。”樊纲说。

在樊纲看来，科技创新是一件巨大的、多元的综合性事业，要发挥各类企业的作用，才能使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卡脖子’的东西可以通过集中攻关取得成功，因为它是模仿创新的过程，政府或许可以能起到作用。但在无人区创新领域，可能更多要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让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聪明才智，不断接受市场反馈，迭代和更新，不断向前发展。”樊纲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马洪基金会第1-2届理事唐杰：

“只有传统技术，没有传统产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马洪基金会第1-2届理事唐杰做了题为“转型升级与后发优势的形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追赶是一个持续的升级过程，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通过学习、引进、吸收和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与技术，以较低成本和较快速度增加自身的知识要素。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折旧，但知识是累计的，要不断提升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积累的作用，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唐杰说。

唐杰还认为，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升级和空间差异的扩大来发挥作用。政府在形成后发优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形成。广东正在完成知识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

“汕头澄海玩具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政府鼓励引导科研单位参与玩具合成创新，鼓励青少年参与学习策划编程，提供智能积木的配件和编程。如今他们的玩具，上有设计、研发、IP授权、原材料供应，下有贸易、展览、电商、仓储，中间则是模具，重点就是注塑加工、组装。如今澄海塑料加工件的颗粒可以做到纳米级的精度，塑料产品也就成为高精密和智能化的产品。”唐杰说。

“这就是传统产业的升级，变得有知识含量，高难度、高精尖、高精密制造。所以，只有传统的技术，没有传统的产业。”唐杰说，澄海将传统玩具与AI等智能化技术相结合，在保持传统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发展了新兴产业。

而深圳从无到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其发展也凝聚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唐杰认为，这其中，深圳政府的干预最大程度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收益，并通过政策导向、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集聚，创造了“科学雨林，无限生境”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

“走向后发优势，就是从便宜走向依靠知识集聚的过程。这里面，如何激励创造一个全社会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和知识外溢畅通的体系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要资助研发、选择好研发项目。”唐杰说。

南方+记者 张玮 

实习生 周颖